20世纪50年代，美国南方阿拉巴马州。“阿甘·弗雷斯特”出生了。这是英雄的名字，是美国内战英雄和3K党创始人内森·贝德福德·弗雷斯特的名字。阿甘正是内森的远亲，但阿甘没能继承内森的体格，他生驼背，且智商只有75，做事总是迟钝慢半拍。邻家的小孩也都欺负他。唯独“阿甘”的母亲安慰他——傻人有傻福母亲，是个独立能干的女人。她经营着一家家庭旅馆，虽是祖宅定价廉价，但也还算能维持体面的生活。家庭旅馆来来往往的房客许多，阿甘也每天在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他喜欢一个叫“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房客。普雷斯利会教他跳舞弹吉他。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终究只是房客，短暂停留过后，便奔向远方。等到阿甘再看到他的时候，是在电视上看到的。曾经的房客早已摇身一变变成了大名鼎鼎的猫王”。而天生驼背并且智商只有75的阿甘也很幸运。他上学的第一天遇到了珍妮，并和她两小无猜成为了好朋友。他在被校园恶霸嘲笑并追赶的时候，发现了自己居然能够跑的很快，后来还凭借着自己的短跑速度，赢得阿拉巴马大学体育奖学金。在阿拉巴马大学期间，阿甘目击了乔治·华莱士的挡校门事件。加入了全美大学美式足球明星队，并被当年的时任总统接见。在上世纪的70年“越战”的浪潮中，阿甘也踊跃参军，救下了自己的战友，并成为了“英雄”。总统又亲自给他颁发了荣誉勋章。后来阿甘发现自己有打乒乓球的天赋。又在全国各地替退役军人表演，最后还参加了赴中参加乒乓友谊赛。无意间，推动了”乒乓球外交”退役后的阿甘，用代言乒乓球拍的钱，买了一艘捕虾船。取名：珍妮号。丹中尉也加入到了阿甘的捕虾的行列，两人起初的收获并不太好，甚至一度有想过放弃。但一场飓风，损毁了地区内除了阿甘的所有捕虾船。侥幸的阿甘也因此垄断了当地的捕虾产业，他与丹中尉成为了赫赫有名的百万富翁。或许命就是这样，大获成功后，健康问题却随之而来。阿甘的母亲患上了癌症，他决心回家陪伴母亲，把公司交给丹中尉打理。丹中尉投资了“苹果”的股票，阿甘与丹中尉又从百万富翁上升到了千万富翁。母亲去世前，告诉阿甘钱够用就好。于是，阿甘就把钱捐给了那些有需要的人，还自愿帮邻居家割草。母亲去世后，珍妮找到了阿甘，她送给了他一双跑鞋。阿甘向她求婚，但她第二天晚上就溜走了。阿甘穿上跑鞋，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他就这样漫无目的的跑着，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横跨了整个美国。他跑了3年2个月14天16小时...他长跑结束的时候，收到了珍妮的来信：珍妮告诉他，她怀上了他的孩子，但她自己却患上了一种慢性疾病，恐不久之后离开人世。阿甘最终还是接纳了她，因为他爱她。两人完婚后，阿甘一直照顾着卧病在床的珍妮，告诉她，正是信念是她，所以他才有拥有一路走到现在的勇气与坚韧..珍妮病去世后，只剩下窗外的羽毛书签在风中飘舞。不再是故事在看了一遍又一遍的《阿甘正传》之后，我想我们都会被他动人的故事所动容。年轻的时候，我们认为年轻便是资本。即便在人生低谷，也能想起那个“永远在奔跑的阿甘”带给我们的精神氮泵。可为什么？在我们青年的时，看到了阶级固化，贫富差距分化严重的社会现实时，不再信仰“阿甘精神”了呢？阿甘的成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争议的。“真诚，善良，忠诚，坚持，坚韧，努力，偏执，运气，天赋...”这些都可能是阿甘成功的答案。可当我们把阿甘放置到美国的社会背景看，却又发现“成功”是一种被神话的乌托邦，并有着浓烈的宗教仪式感——阿甘的成功正是源自他只有75的智商：他拥有着纯净的心灵与灵魂，而上帝只会为对他忠诚的信徒带去恩惠。《阿甘正传》里边在不断强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走向成功”，可是影片的强调与影片表达的完全就是两个东西：在现实的世界中，一个人具有独立思想，不随波逐流是优秀的品质，在电影中却成为了“负面”品质。珍妮，很早便具有独立思想，她是反社会浪潮的那个人。她质疑权威，质疑社会标准，同时她参加女权运动。但珍妮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徒劳。小的时候得不到温暖，大的时候得到了尊重。她的生活充满着歧视，暴力，病毒，罪恶。珍妮的追寻自我，挑战权威，似乎变成了一种惩戒。似乎错的并不是这个世界，而是我们人类本身。电影的主体在隐约的透露出：成功与能力无关，你只需要安分守己，做一个纯洁善良的人，成功也无需付出，因为你的会得到阿甘的回报，可你要是反抗，却只能得到珍妮的悲剧结局。我们很难相信，像珍妮这样的独立女性，导演却把她塑造成是“社会浪潮”的牺牲品，即她所作的都是徒劳，是无任何意义，是悲剧的。珍妮的一切，被导演贴上了“哗众取宠”的标签。可在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恐怕很难肯定导演的答案。在美国上世纪60-70年代的历史上，本身就充满着黑人民权，性别解放，嬉皮士，女权运动在内的各大解放性的大小运动...虽然这里边部分运动的却有些“哗众取宠”，但问题在于错误不在于这些人，而是这个社会背后的存在的问题。上世纪60-70年代的爆发运动，本身就属于美国缓解内部矛盾的一次释放的应急措施。在这些运动的背后，本身就是存在着由于经济差异，地域差异，文化差异，带来的城乡文化对峙，学界精英与大众的价值观差异，而启蒙主义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的各种学术间的矛盾，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反智倾向的通道。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有些文化知识分子倡导者要新左派，甚至还有些人要走军国主义路线...这些内部直接的矛盾，直接造成了大众对于上层建筑的不信任，原本城市与经济的发展就是牺牲在这些农村和穷人的身上，现在又要来“剥削”穷人，穷人肯定是不干的。因此，贬低现代文明，崇尚原始反智，本身就是一种“底层的保护行为”，但这种“自我保护”恰好也是管理者所需要的安稳。这也是为何《阿甘正传》当年能够受到追捧的重要原因，它的“反智行为”提供了富人与穷人的一个中间模糊地位。这个中间模糊地带，事实上从年开始便有了，但直到年的新冠疫情的放大镜，才把它照亮。照亮后，直接呈现出了美国存在的“智能”与“低智商”群体并存的奇怪现象：一方面，美国的科技，工业，生产，医疗，依旧暂时领先世界，一方面，美国的”反智行为”缓和带来的“集体低智商”造成了“现实上的美国衰落与倒退”。越来越多人，把反传统，反权威，反公众，反理性，视为一种美德，并在整个年的新冠疫情的各种新闻中屡见不鲜。时至今日，我们都能看见，有些人还在口罩里面是否藏着5G病毒的天线，有些人还在怀疑地球是圆的还是平的...这种“反智主义”是滑稽，但也不能够否认，它天生就具有打破社会隔阂，反对压迫，追求自由平等生活的初衷与美好愿望罢了。当然我也并不觉得，去同情底层人民什么的，因为没有必要，即便他们现在闹得很厉害，但毕竟他们依旧是吃了全球资本的福利的，只不过吃的分量不大一样罢了...忽视社会逻辑与社会现实的“反智主义”，结局本身就是一种“臆想的狂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