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往事(一)
我在农村的五年，是国内国外风云变幻的五年，我也成为那一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当然，这些事情虽然是亲身经历，但限于自己的地位和水平，也只是一隅之见，仅供参考。
年，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写信给毛主席，反映当时下乡知青的窘迫遭遇，毛主席非常重视，回信称：李庆霖同志，来信收到，寄上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中央统筹解决。毛主席的回信，无疑一声春雷，有力促成了全国近千万知青待遇的不断改善。我们在大队听到中央关于毛主席回信的文件传达，非常兴奋，看到希望，感到鼓舞！在回生产队的路上，一路欢呼，高声朗读主席的回信，手舞足蹈，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从那以后，国家确实采取了行动，从下乡知青中招工、招生的工作逐步恢复，我们的心中重新恢复了对前途、对改善命运的希望！
也是在年，邓小平复出后，积极推动高校恢复小规模招生，当然采取的是“先推荐，再考试”的方式。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知青当然没有被推荐的资格，无缘参加考试。但是那些“根红苗正”被推荐参加考试的知青，知识水平又确实不行。记得他们参加考试时，大多数题都答不上，对于“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这样简单的题目，居然很多人都一头雾水。他们回来时还在争吵不休，最后跑来找我评理，弄得我哭笑不得。当时他们转述了最难的两道题，一是“拌桶下面为什么要加两根竖向木条？”另一题是“为什么蜡烛的火苗一吹就灭，而柴灶里的火苗越吹越旺？”对于这些运用最简单的力学、化学原理就可以轻松解答的题，据说根本就没人能够答对，可见当时的考试题目之简单，而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知识又是多么的贫乏！
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大队办公室旁边的小卖店的门锁被撬，货品失窃。大队领导非常恼怒，立即采用当时通行的办法，组织了一个“专案组”，限期破案。“专案组”的成员就是我们几个缺乏基本法律知识，并且没有受过专业培训的知青。我们“破案”的方式采用的就是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方式，不客气地说就是“肉刑审讯”。我们在没有任何线索的前提下，抓了几个曾经有过盗窃行为的人，进行所谓的“审讯”。
第一个被“审讯”的对象就是我们队里的杨学如。这个“久经考验”的老贼根本不把我们几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放在眼里，刚给他捆上绳索，他就惊天动地的惨嚎起来，弄得“审讯”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只好草草收场。但是这种“刑讯逼供”居然还取得了效果，第二个“受审”的年轻人就因为受不了“鸭儿浮水”的刑讯而招供了，我们立即到他家里去搜查，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居然真的搜出了小卖店的大部分失窃物品！这件事虽然在现在看来是非法而荒谬的，但是在全民“无法无天”的当时，确实是相当常见的。
年冬天，大队为了推广“大寨经验”，推进农田基本建设，抽调出一部分年轻力壮的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集中组成了一支“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我也加入了这支队伍。我们这一群志趣爱好相投、文化水平相近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歌声飘扬，热情高涨，干劲倍增，按照当时大寨建设“海绵田”的经验，全靠着锄头挖、扁担挑的原始劳作方式，努力把一块块低产田，改造成为保水保肥、高产稳产的“大寨田”，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团结奋斗，一干就是一个冬季，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忘的往事(二)
年1月8日早晨，天寒地冻，我刚起床，就听到广播里传来低沉的哀乐，不禁大吃一惊，连忙停下出工的步伐，凝神收听。当我听到广播里传来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的消息，顿时如雷轰顶，悲痛万分！我定了定神，决定为悼念敬爱的总理做点什么。我找来一本《中共十大文件选编》，从书上裁下那张总理在大会上作报告的照片，加上表示悼念的黑纱，用镜框装上，郑重地放在书桌上，再配上一副自己撰写的挽联，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堂。然后打开一本《周总理与诗歌》，朗读了几首总理的诗作，作为悼念总理的简单仪式。说实话，几天以后在公社新闻报导培训班上顶住压力呼吁上级举办悼念仪式，我也是强烈的拥趸之一。
年可真是多灾多难啊！7月下旬，唐山大地震和四川的松潘平武大地震接踵而来，一时间人心惶惶。一天晚上，我们大队的几个知青聚集在三队一个知青那里，言谈之间，忧虑地震，忧虑前途。充作晚饭的土豆丝烩面条做好后，大家正在轮流盛入碗中，就听见“咚咚”两声，几块泥土从墙上掉落到地上。我喊道：“做啥子了？”其他人不以为然，有人还嘲笑地说：“地震，快跑啊！”他话音未落，外面就响起人们的惊呼：“地震了！”大家顿时吓得面容失色，争先恐后跑出门去，站在院子里直打哆嗦。
等了一阵，又没有动静了，但是谁也不敢回房间去。我想起盛好的面条还放在锅台上，肚子就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就想跑回去吃饭。这个想法刚说出来，就遭到大家一致的声讨，甚至有人责骂我“为了几口饭连命都不要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在那个经常挨饿的年代，一碗面条有多大的诱惑力！又等了一会，我实在忍不住了，趁大家不注意，迅速冲进门去端了一碗面条，又快步冲出来，然后动作夸张地边吃边做鬼脸。这下就把大家馋坏了，他们犹豫了一下，就一窝蜂地冲进门去，先后把自己的碗端出来，惊魂未定，食之无味地吃完了这顿难忘的晚饭。
正在地震期间，德高望重的朱总司令因病去世，又引得人们唏嘘不已。这位四川籍的人民英雄，在广大四川老乡心中的威望极高，人们的悲痛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加上地震造成的恐慌情绪，大家都觉得心里七上八下，没着没落的。
年9月9日下午3点，生产队召唤出工的广播刚响起，就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他用低沉的语调反复通知：“我台将播出重要通知，请注意收听！”我顿时预感不好，连忙对其他知青说，可能有大事，我不去出工，要留下来听。我话音未落，广播中就响起哀乐，我脱口而出：“毛主席！”顿时招来几声惊慌的斥责：“不准乱说！”果然，我们耳边听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发出的关于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讣告。我立即跑步将这个噩耗报告了生产队长，他很快也得到了上级的正式通知，并且安排我马上到大队部报到，参加悼念活动的准备工作。还是以我们几个知青为主力，承担了扎花圈、布置灵堂、张贴悼念标语、组织悼念活动、布置追悼大会会场的一系列工作任务。协助大队党政领导，成功地组织完成了悼念毛主席的全部工作任务。
此后不久，上级抽调我参加了鄢家公社“计划生育宣传队”的工作。这在当时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选调的人员都是表现突出、能力较强的“精兵强将”。我这个没有结过婚，连谈恋爱经验都没有的小青年，整天走村串队地向老乡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和相关知识。对于那些譬如“结扎”“安环”等我们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专业名词，一开始真是涨红着脸怎么也说不出口，后来经过学习和锻炼，知识和经验逐渐丰富，也就慢慢地习惯了。
当然，我们也或多或少地受了当时那种“极左”思想的影响，采取过一些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些内疚。宣传队的工作结束时，公社领导把写总结的任务交给我，并且指令文章必须紧密结合当前形势，而且要超过一万字。这可是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我不愿意写那种“官样文章”，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于是我把自己关在公社卫生院的一间小屋里闭门造车，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这篇洋洋洒洒一万多字的总结。记得当时公社卫生院的范院长看了这篇总结很是赞赏，流露出要把我招进公社卫生院工作的想法。我颇为动心，把这个情况写信告诉父亲，结果他急坏了，连夜赶到鄢家公社卫生院，和我连夜长谈，才打消了我这个幼稚的想法。
捕鼠记
我们的村子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凤凰村，但是在当时却名不符实，最困难的一年，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仅有七分钱。下乡时我还不满17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很大，生产队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忍饥挨饿是经常的事。
奇怪的是，人都吃不饱肚子，老鼠却非常活跃。有一段时间，它们的活动十分猖狂。开始是把我唯一的木柜咬了一个洞，接着把我放在桌上的几本书啃得乱七八糟。随后发生的事情更把我气得七窍生烟：刚买回来的十个小雏鸡，今天丢一个，明天少两只，不到一个星期就“全军覆灭”了！
我决心给这些无法无天的老鼠一点颜色看看，于是从邻队知青那里借来一个捕鼠笼。这个笼子是用1毫米粗的铁丝编的，长约20厘米，高和宽各10厘米，里面装有一套用弹簧控制的翻盖机关。只要老鼠触动挂钩上的肉，原来往上掀开着的笼子门就会猛地弹回来，把笼子关紧。
这天上午我没有去出工。待其他知青都走了，四周鸦雀无声的时候，我把房门关上，把捕鼠笼安置在屋子中间。我先找了一小块干肉挂在挂钩上作为诱饵，还在肉上涂了些生菜油使其香味更浓。然后在诱饵下面放了一块熟红薯，在红薯旁边和笼子的周围洒上一些饭粒。
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就躲在床上，关上蚊帐，睁大眼睛，静待好戏开场。几分钟后，我听到“吱吱”的叫声。然后，一只中等个头的老鼠从柜子下面探出头来，贼头贼脑地张望。接着，这只看来已经闻到香味的老鼠直奔笼子而来，毫不客气地吃起笼外的饭粒来。奇怪的是，它吃了几口就跑回洞里去了。不一会，又跑出来，吃几口，然后又跑回去。这时我才明白，它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往鼠洞中运粮。
不一会儿，笼子外面的饭粒就搬完了。这时，老鼠开始“研究”起笼子里面的食物来。只见它先用鼻子闻闻笼子里面的气味，然后围着笼子慢慢走了一圈，仔细观察笼子的结构。看来它也认为这个笼子的门可能有问题，在门的周围反复观察，最后干脆爬到门上面去，还用爪子扒拉门。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老鼠触动这个挂钩机关，使我的努力前功尽弃。
还好，门并没有出问题。经过仔细检查，老鼠放心地钻进笼子，先后搬走了里面的饭粒和红薯，笼子里面只剩下那块香喷喷的干肉了。老鼠又一次钻进笼子，盯着这块肉，左边转转，右边看看，非常认真地研究。它肯定是下意识地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但又确实看不出问题。只见它静下来想了想，慢慢地从笼子里退了出来。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完了，这狡猾的家伙怕不会上当了！但是，在这个连人都没有肉吃的年月，老鼠怎么能够抵御这块肉的诱惑呢？它在笼子外面反复徘徊，也在考验着我的耐心。
最后，它终于下了决心，一下子跳上笼子，眼睛一眨一眨，胡子一翘一翘，爪子一扒一扒，重新仔细琢磨笼子特别是笼门的构造。那个一丝不苟的样子，使一向做事细致的我都自愧不如。经过再次检查，仍然没有发现问题，这次老鼠是完全放心了。只见它快步跑进笼子，毫不迟疑地朝这块肉一口咬去。“砰”的一声脆响，捕鼠笼的门猛地弹下来，紧紧关上了！老鼠显然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懵了，它楞了一下，才转过身来，看着紧闭的笼门，然后冲过去用爪子拼命地又抓又挠，很快，它就发现这完全是徒劳，但是仍然不甘心地在笼子里面一边跑，一边惨叫。
我高兴极了，从床上蹦下来，把门打开，让外面的太阳光照到笼子上，然后跑到笼子边上，饶有兴趣地观察这个可怜的俘虏：老鼠再狡猾，还是斗不过人！当然，我把这只狡猾的老鼠“判了死刑”。而且从此以后，我屋子里的鼠患就断绝了。据说老鼠之间是有语言的，说不定这只老鼠在临死时真的向同类发出了某种形式的危险警告也未可知。
趣事集锦
其实，在下乡的五年中，由于自己年轻幼稚，也干了不少调皮、淘气甚至荒唐可笑的事情，当然现在想起来只会忍俊不禁。
刚下乡不久，有一天晚上，我到本队的代销点去玩，正好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打赌。有人提出，只要有谁能够一口气喝完一两白酒，然后围着队里的晒谷场跑三圈以证明自己没有喝醉，酒钱就可以免了，由其他旁观者代付。我在那之前从来没有喝过酒，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醉。当时是年轻好奇傻大胆，就大起胆子端起一碗酒，一仰脖子灌进嘴里，然后围着晒谷场跑了三圈，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赢得了这个有点荒唐的赌局，5分钱的酒钱自然也就免除了。从那以后，我也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喝酒。
杨家湾的水库，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是一座天然游泳池。由于年纪轻，身体好，我每年都是早春就开始下水游泳，直到晚秋才停止。有一年阴历七月十五，“鬼节”那天晚上，几个知青吹牛、打赌，说谁敢晚上独自到水库去游泳，谁就是胆子大，是真正的男子汉。我头脑一热，就借着月光，一个人跑到水库去，跳进水里就往水库中间游。等我游回来到岸边停下歇息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抓我的腿！顿时吓得我肌肉僵硬，汗毛直竖，莫非真的有鬼？我惊恐地看看四周，一个人都没有，喊救命都没用！于是，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冷静分析原因，这时才感觉到不是什么东西在抓，而是有一种被短暂触碰的感觉，我想一想就明白了，原来不过是一群小鱼在啄我的腿。这才松了一口气，放下心来。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除非自己心里有鬼！
刚下乡那年的冬天，生产队派我去“守水”。因为我们生产队处于都江堰灌区的边沿，自流灌溉的“人民渠”水要经过专门的调度和很远的路程才能够流过来，所以必须派人全程守卫，以免被别人中途截流。我的具体任务就是扛着锄头、撮箕走出十多里地，在规定的地段上不停地巡逻，晚上更不能停止。那天晚上，我巡逻到半夜以后，实在困极了，就把队长提出的“不准睡觉”的要求抛到脑后，找了一间水闸房，倒在用石条铺成的地面上，用锄把枕着头就睡了。由于地面太硬，我总是半睡半醒的，而且总觉得什么东西臭烘烘的。到天快亮时醒来一看，就在离我头很近的地方有已经半干的一堆人粪便，原来我居然顶着一堆屎睡了半个晚上！
在我“守水”巡逻的路段上，要经过一座渡槽，这是一座用石条砌成的桥式建筑，桥面是一条宽1米、深1米的石槽，作用是把水从一个山头引向另一个山头。长好几十米、高约十多米的由石条砌成的渡槽边沿仅宽20厘米，我虽然应该沿着渡槽巡逻，但是完全可以从渡槽下面走过去。可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头脑发热，便不听旁人的劝阻，扛着锄头走上了渡槽边沿，当快走到一半时，一阵风吹来，我摇晃了一下，看看下边的地面，再看看遥远的对岸，才感到心虚和害怕。但是这时已经容不得一丝犹豫和畏惧，只好硬着头皮一步一步地往对岸挪动，心砰砰跳，脚微微闪，汗滴滴冒！不知道走了多久，好不容易才挨到对岸，一屁股就坐到地上直喘粗气，连吓带怕，只觉得全身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和廖福成合养了一只白色的小狗，取名小白。其实那个年代农民养狗都不怎么喂，狗基本上都是吃人们随地拉的大便，因此才有“狗改不了吃屎”这句俗话。但是我们知青养狗一般不是这样，都要尽量省下一点食物来喂狗，而且廖福成还要上山打鸟，下河捉鱼来给小白“改善生活”。
谁知道这样做居然使小白养成了吃荤腥的习惯，经常去袭击农民养的鸡鸭等家禽。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看到小白把杨指导员家下蛋的母鸡撵得满院子跑，才知道乡亲们的指控确有其事。这件事逼得我们不得不痛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了想，写了一份《授衔命令》，授予小白“中将军衔”，并且煞有介事地向它宣读一番，然后我们几个知青突然操起棒子，在小白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结束了这位“狗将军”的性命。更荒唐的是，我们居然把这个亲密陪伴的宠物、看家护院的功臣炖来吃了！请原谅，我们这些没有肉吃又正在长身体的小青年，终于没有能够抗拒美食的诱惑。
给知青生涯画句号
邓小平同志复出后，对国家各项工作进行整顿，其中一项措施就是逐步恢复在知青中招生、招工。这就使知青及其家长们重新看到了前途，恢复了希望。大家纷纷想办法，找门路，托关系，想方设法跳出“农门”，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年5月，我们生产队的张邦德、廖福成两位知青先后被招工进德阳氮肥厂和罗江冻兔厂当了工人，我的好朋友曾晓光也被招工到位于罗江的德阳农机三厂工作，使得我们这些“留守人士”羡慕不已。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情，诗中说：五行山下看飞腾，平生怨己不怨命。不求多福愿多劳，绝不碌碌度此生！现在看来，我当时虽然也调侃自己好像被压在五行山下，但总的来说还是能够积极面对命运，面对人生的。
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的各项工作逐渐走上正轨，解决知青问题的工作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不久，就有越来越多的知青通过招工、招兵等方式陆续离开了农村。记得几个知青在参加招兵体检之前来找到我，说他们心里非常担心，生怕因为精神紧张的原因导致血压升高，通不过体检。我灵机一动，想到了采用“安慰剂”的办法，就偷偷地买了几粒治疗感冒用的“解热止痛片”，骗他们说是保持血压稳定的特效药，让他们在体检之前每人服用半粒。结果我的招数真的有效，本来身体就没有问题的他们果真都顺利地通过了体检。
年11月的一天，我从德阳探家后回公社，在汽车上看到一位半路上车的老同志没有座位，就自觉地把座位让给了他。老同志有点意外地说，没想到现在还有人学雷锋。他主动和我攀谈，当他知道我是鄢家公社的下乡知青后就说，他的儿子也是鄢家公社的知青，名叫隋非。恰巧我也认识隋非，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公社的新闻报导员，都在公社里有些名气，并且我还知医院的院长。于是我就对老同志说，我认识隋非，医院的隋院长了。他点头。我还半开玩笑的对他说，今后招工体检的时候要去找他。他笑着说，一定一定，欢迎欢迎！说来还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不久以后，我真的被公社推荐进入了德阳耐火材料厂的招工名单，医院参加体检，真的一进门就看见了隋院长。他非常兴奋，到处对体检的医生说：这就是那个给我让座的好青年！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当时的招工招生竞争真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听到我将要被招进德阳耐火材料厂这个国营企业，而且是普工，每个月工资可以达到50元(当时一般的二级工每月才38元)，粮食定量达到50斤。有些知青羡慕之下利令智昏，居然结伙去找德阳耐火材料厂负责招工的劳资科，说我父亲是国民党特务，还关在牛棚里(其实那时我父亲已经被“解放”了)，还说我个子太小，身体不好，搬不动每块50公斤的耐火砖。此外不知道他们还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总之我得到通知，因为我不符合条件，德阳耐火材料厂不予录用。现在想来我还真是因祸得福，德阳耐火材料厂因为经营不善，早在上世纪末期就倒闭了。而顶替我招入耐火材料厂的那个知青，不久以后就因为犯罪被捕判刑了。
我知道被德阳耐火材料厂拒绝录用的消息后，就跑到公社去交涉，同时我父母也找了德阳县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说明情况。恰好这时东方电机厂意外地拨了一个招工名额给鄢家公社，公社领导就顺手批给我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年12月30日，东方电机厂的招工流程已经接近尾声，新招收的工人31日就要进厂报到，我已经赶不上了。因此，我直到年1月7日才接到东方电机厂的招工登记表，1月9医院体检合格，15-16日才匆匆忙忙办完户口粮食关系转移手续，1月18日正式到东方电机厂劳资科报到，给我将近五年的知青生涯画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
可惜我离开生产队那天清晨，因为要赶乘早班火车，只好天不亮就背起行装赶赴罗江，没有机会和朝夕相处了五年的指导员、队长及乡亲们当面告别，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后记
回首五年的知青生涯，我始终认为，贫穷和迷惘并不是农村生活的全部，而值得肯定、回味的正面记忆才是主流。
首先说农业技能的学习和掌握。由于自己个小力弱，像使牛犁田这样的重力气活确实无力承担。但是除此之外，农活的其它“十八般武艺”，我可以说是样样精通。什么栽秧打谷，割麦挑担，都不在话下。尽管体格文弱，但是锄头镰刀扁担粪勺甚至连枷、鐙撬等各种农具，无不使用纯熟，挥洒自如；虽然身矮体轻，但是百十来斤的重担挑在肩上，照样爬坡上坎，行走如飞。对于使用打谷机这类需要手脚协调的新式农具，我比老农民还要得心应手。
再说承受生活的能力。经过长期的磨练，我完全可以自豪地宣称，无论是挑水生火，做饭炒菜，还是洗衣缝补，独立生活所需要的各种技能都难不倒我；无论是粗茶淡饭，缺柴少盐，还是赤脚薄衫，生活的贫穷艰辛我都能够坦然面对；无论是日晒雨淋，饥饿寒冷，还是山村陋室，外部环境的艰难困苦我都能一笑置之。套用《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句话，只要有农村五年经历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够喝下去！
说来也惭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仅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我，居然成了我们生产队的“秀才”。回想起来，我确实也没有辜负“知识青年”这个称呼。在农村中积极推广化学肥料、化学除虫、化学除草，改进了农民世代沿袭的种田方式(当时还意识不到因此而对环境和自身造成的伤害)。还有，为乡村小学代课，出宣传板报，排演文艺节目，宣传计划生育知识，向公社广播站投稿，通过多种方式把文化知识传播到那个不通任何车辆的偏远山村。我自己最得意的杰作，无疑还是仅靠最简单原始的测绘工具，加上“相似三角形定理”作计算手段，居然测绘出我们全大队的地图。而农民们记忆最深刻的，却是我晚上经常站在山坡上引吭高歌，引来群山回响。
回顾下乡五年的经历，我感慨万千。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更能够体会到父母师长养育、教导我们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无私奉献，在我的脑海中播下了感恩、知足的种子；与普通的劳动人民朝夕相处，培养了对贫穷、弱势群体由衷的理解、关心，形成了善良敦厚、乐于助人的性格；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使我充分感受到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养成了勤奋、节俭的品德；屡次在逆境中脱困，从挫折中奋起，将我磨练成满怀希望，不怕困难，敢于担当，百折不挠的男子汉！
从16岁到21岁的五年，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这五年中，我虽然与高中、大学的校门失之交臂，但是却凭着自己的努力，收获了丰富而宝贵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知识，取得了农村大学、社会大学、人生大学的毕业证，为自己的一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无愧于青春，无悔于青春！
今天，虽然我已年逾六旬，躯体不断衰老，记忆逐渐衰退，但是我的心仍然年轻，求知欲依然旺盛，上进心更加炽烈！只要上天再给我几十年的光阴，不，哪怕是一年甚至一天，我也会更加努力地热爱生活，享受生活，报答生活，创造出新的丰富经历，谱写出新的美丽诗篇，无愧于人生，无悔于人生！
来源：知青情缘
作者：周延